“三十年为一世”，这是德语词典里对词语“世代”的解释之一。多年来，我一直认为30年太短，孰料近日翻检书架，重逢朱白兰老师1954年所赠《海涅选集》，看见扉页题签上的称呼“小朋友”时，竟有隔了几世之感，方信此说不妄。
朱白兰（KlaraBlum，1904－1971）是德籍犹太人，教过我三年德语，1950－1952年在复旦大学，1952－1953年在南京大学。当时同学们都很尊敬她，因为她教学认真、工作严谨、改作业一丝不苟，又都有点怕她，因为她不称我们“同学”而只称“同志”，不论课堂内外都只讲无产阶级文学。我尤其怕她，因为三年级刚开学，她就神情严肃地要我加课，每天必须用德语写一则日记，每星期去她家一次，让我感到苦不堪言，以致见她就胆怯，对于她的身世和工作成就从来不敢打听，几乎一无所知。当年我第一次踏进她家，在二居室的外间偷窥卧室，就已望见雪洞般房间里的唯一装饰品是一帧穿西服的中国男子照片，不禁又惊讶又好奇，却始终未敢询问。直至1987年在广州召开的德国文学会上，我听到一篇介绍朱白兰文学创作的报告，这才多少知道了一些情况：30年代初因希特勒迫害逃往苏联，流亡期间以文学创作成名，三四十年代在苏联和德国出版过不少著作；1938年与我国左翼话剧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朱穰丞（夏衍的《懒寻旧梦录》内对他有详细介绍）在苏联结婚，第二年朱穰丞突然失踪（据传说乃被错误“肃反”）；1947年为寻找杳无音信的丈夫来到中国，就此长留婆家，在三个大学教了二十多年德语，还不断写作，在前东德出版了多部中国素材作品，辛勤耕耘直到1971年在中山大学逝世。那天会上，凡是受过她教诲的与会者，无不在讨论中对她表示了敬意。会后，我向一位在中大任教的老校友打听她最后几年情况，得知她也没有躲过劫难，死得很凄苦，只有这位好心人替她送葬，然而，他不肯多说，是的，时过境迁毕竟不久，谁能不心有余悸呢。
1953年秋天，我独自一人从上海到北京工作，手提小藤箱里装的纪念品中有几页从练习本上拆下的纸张：一则德语日记。我老伴四十多年前第一次看见纸上密密麻麻的红笔字时，曾说像藤野先生修改的作业。其实我留下它并非为了鞭策自己，而是纪念一次加课。记得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春日下午，到处洋溢着清新芳香，朱老师显得特别高兴，交代过作业，又吟唱了一首歌颂共产主义的《光明颂》：“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，向着那光明的路。……你看那黑暗已消灭，万丈光芒在前头。”我们读一年级时，她就在课堂上教过这首歌词，然而我这次感受和以往不同，也许是她的虔诚表情，竟让我想起了自己的中学校长徐婉珊和她的校歌《爱我启秀兮母校》。当天夜里，我在日记中写下了听课之感，并援引校歌的头两句：“风雨如晦夜瞑瞑，东海日生启明”，以证明它同样是一首光明颂。事实上，徐校长是虔诚的基督徒，把传授知识和基督教精神不仅视作一体，而且视作己任，为此倾家办学并终身不嫁，歌名就带有赞美诗色调，这在50年代的中国可称大逆不道。我写完后曾怀疑自己的想法，不料她非但未予批评，还告诉我基督教历史上出现过许多伟大的信仰者，说徐校长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女性。当年我虽然幼稚无知，却也体会到了朱白兰绝不狭隘自私的品性。
如今追忆这段往事，两位老师的形象竟在脑际交叉重叠，难以区分，不禁想起黑塞一句论宗教信仰的话：“我从不曾把一个人有何种信仰视为最重要的东西，我以为最重要的是他毕竟是一个有信仰的人”，也许我还应当稍作补充：这个有信仰的人还得像她们那样毫无功利或自私的企图。
人们常说，人到老年才会懂得反思和内疚，我确实正身临其境：后悔离校后只给朱白兰写过一封信，和她给与我的不相平衡；后悔她来北京时不曾努力求见，以致1953年校园一别竟成永诀；后悔只读过她60年代赠我的一本著作：《香港之歌》，以致每每试图介绍，却下笔困难；尤其后悔1966年夏天没有勇气保存那几页珍藏了十多年的日记，好像我有理由把她遗忘似的。然而，我们事实上正在逐渐把她遗忘，把她抹去。1992年8月，我的一位外文所同事向我征求朱白兰的照片，因为他的妻子正在德国研究戏剧，涉及朱穰丞和朱白兰的事迹，需要一些具体材料。我的同事找遍全中国也没有找到一张她的照片。朱白兰1953年春天赠我的一张小照片竟是国内硕果仅存的唯一遗像，于是我提笔写下了这篇小小纪念文字。
为什么要在题目里加引号呢，因为我后来听说朱白兰已加入中国籍，不知道是否仅为传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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